主理人 _ 叶舒宪（学者）

天人合一，其真相为孔子所说的“天命”神话信仰，包括形而下的天神崇拜和圣物崇拜，而非西学东渐以来空降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哲学”。天命既然本属于宗教信仰的内容，相关知识一定来自人类社会的神圣空间，即非世俗的宗庙祭坛一类地方。这就吻合了孔子亲口告诉后人的自己最向往的求学场所——“入太庙，每事问”。如果再继续追问：孔子在鲁国的太庙里能看到什么可以见证天命的宝物？至少有一件宝物是有案可稽的，那就是《左传》所记鲁公获得的一件传自夏王朝的玉礼器——周公东封时赐给鲁国的镇国之宝“夏后氏之璜”。若据《论语》提示的“内证”，龟玉并称，太庙中能和上古宝玉并存的圣物还有灵龟（不论是真龟，还是龟甲、玉龟）。早在殷商甲骨文时代，最早的书写汉字卜辞即刻在龟甲上。古人要向灵龟学习的知识，一定属于神赐的秘传知识。从《鬼谷子》到《抱朴子》，都留下了古代杰出知识人向灵龟学习的宝贵心得。纵横家和道教的立场观点虽与儒家有别，但同样属于天命之学。

天命又叫“受命”，特指某个国家王朝兴起背后有超自然的神意在发挥作用，即天神将统治权赐予其在人间社会的代理人天子。神赐或天赐，通常表现为从天上到地上的空间位移——降临。“降临”是形而下的具体行为，它将神秘莫测的天命知识用直接诉诸人类感官的外显形式演示出来，成为人人眼见为实的历史事件。因主体或对象不同，“降临”可分为三大类：神降、神降梦、神物降。

“神降”指天神亲自下降至人间，如《国语·周语》所记夏代王权起源叙事之祝融天降嵩山，和古代藏族王权起源叙事之格萨尔化为鸟自天降临人间为王。从更广泛的意义看，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以及我国的古史辨派，皆据屈原《天问》将夏禹、夏启、羿、伯夷、稷五位历史人物考证为自天降临者。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也坚信“夏”这个名号源于“下”：夏后即下后，夏国即下国。[1]

中国上古史导论

杨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神物降”指天神赐圣物降临人间。圣物又分为无机物和生物。天赐无机物的代表，除河图洛书，首选《尚书·禹贡》记述的“禹赐玄圭”。天赐生物最简明的案例有两个：其一为《诗经·商颂·玄鸟》所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二为周文王之兴的凤鸣岐山神话。二者分别是讲述商、周王朝由来的神圣化叙事，集中表现了王朝创始者作为天神代理人之神圣身份。司马迁《史记》写汉朝的诞生也照此神话惯例，说是神龙让刘邦母亲受孕生下刘邦。至于秦统一中国后采用的自我权力证明方式——传国玉玺，更明确将“受命于天”镌刻在玉玺上。玉玺为无机物，其上篆刻虽为人造，却能代表天命，这是源于自史前时代起对玉乃天神恩赐人间之神物的信仰。

以上简略说明了我国从夏商周到秦汉的王朝诞生叙事，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叙事，几乎皆为“天命”的神话历史叙事。天人合一原为一种信仰支配下的“天降”叙事模型，这完全符合新历史主义创始人之一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如文学”说。而国内全盘西化的现代教育制度始终将文学和历史分为两个不同学科，导致“历史不如文学”或“文学非历史”的观念十分普及，当今新史学的“神话历史”反倒成为对所有受教育者而言非常陌生的概念，一般人对此更是不明就里。西学东渐以来的文科教育以及学科划分的制度化所带来的遮蔽本土文化原貌、误导后学的负面作用，于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人类学派之所以在2009年提出“神话历史”和“神话中国”两个并列的理论命题，并编著以《儒家神话》为首的“神话历史丛书”，其初衷就是引领学术团队发起名正言顺的“突围”和“解蔽”之战。

儒家神话

叶舒宪 唐启翠 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物证优先”说夏启

儒家的古史观，体现为虞夏商周的历史记忆。尧、舜、禹为同时代的人物，故虞夏可视为同一时代，和商、周两代并称，则为三代。三代的开国君王叙事，因为需要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虚拟现实逻辑，所以在诠释王权天降方面如出一辙：不是神降，就是神物降。但古史辨派主将杨宽却认为夏代历史纯属虚构，是伪史，商代历史则为信史。关于夏启的神格，古史辨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顾颉刚等认为是音乐神，因为《山海经》说夏启到天国窃回美妙神乐《九辩》《九歌》。此外，顾颉刚等还认为有关夏代的神话诞生于战国诸子时代的伪造古史运动。“墨家借了这个乐神来做‘非乐’的箭垛，并替他添上了一件酗酒的罪名，好在酒与乐本来是连带的。”（第608页）

而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六篇《启、太康与王亥、蓐收》，则认为“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第164页）。他还认为夏太康传说是由启的传说分化推演出来的，并发挥和修正了陈梦家《夏世即商世》中的观点，指认夏启原型是商祖王亥（陈梦家称夏启之名源于商契）。王亥之名见于卜辞，或称高祖亥、高祖王亥，后代文献又变称“该”。“《左传》谓少昊氏之四叔，该为蓐收。该即王亥，该为蓐收而启亦为蓐收，由此可见启为王亥传说之分化颇可能也。”（第220页）

笔者从“神话历史即当初的信史”这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认为《尚书》等史书有关夏启的叙事为后人所虚构，《山海经》的夏启叙事中则不乏历史真相。此观点与传统国学观大相径庭，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但这是讲究证据的。笔者求证的依据主要是四重证据法中的物证，有物证表明：家马和马车都是商代中期以后才引入中原的。《尚书·甘誓》中夏启发动大军讨伐敌人，提及用马车展开车战，只能出现在晚商西周年代，因为商代早期尚无相应的物质条件——郑州商城考古既未发现家马，也无马车。比商代早四五百年的夏初又岂能有车战？《山海经》两次讲到夏启升天，都有“乘两龙”的细节描写，古史辨派以此为“夏启本为天神”的佐证，殊不知“真龙天子”虽为后世观念，神龙信仰却是万年玉文化催生的持续6000年的信仰，其产生比夏王朝还早2000年。我们总不能因为紫禁城为明清皇帝配备无数神龙（龙袍、龙座等），就说康熙、雍正、光绪等都是天神吧。北方红山文化到龙山文化、南方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各种玉龙形象表明，不论夏代是否存在过，距今逾4000年前的先民凭借美玉和神龙形象营造虚拟通天的想象世界、实现人神沟通的行为是真实可信的。

同理，据《山海经》，夏启还有一法器——玉璜。对此，笔者《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依据玉璜的8000年演变史以及史前双龙首形玉璜出土实物，将之解说为中华认同的根系神话：“虹-龙-璜=天桥”。该书遗落而未加探究的，是另一件升天法器——玉环。《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2]据郭璞注可知，夏启双手所持之物皆有仪式法器性质。“翳”为鸟羽制造的华盖类道具，初民视鸟为神，鸟羽具有通神象征意义。“环”即玉环。从夏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玉环的形象来看，他乃仪式行为的主角，身兼通神升天能力的巫师王。但《山海经》为何说夏启右手操环？换左手操环不行吗？这种细节描述是否有历史根据呢？如今对照史前各地玉环（镯）出土报告，物证又一次给出确切回答：《山海经》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种实录，反映的是一种远古礼俗真相。

山海经校注

袁珂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

“右手操环”知多少

在弄清为何是右手操环前，据距今4000年前的远古遗址的大量新发现，可首先弄清拥有玉环在4000年前是否可能。

从北方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情况来看，初民习惯于将玉环套在手臂，用法和玉镯同类，新发现的济南章丘焦家遗址就是明证。焦家遗址已报告的6座墓中，墓主右手腕几乎都戴玉环（镯）。例外的情况是M55男性墓主左手戴玉镯，右手指戴玉指环。这和M91的女性墓同类，属于左右开弓型的佩玉。更早发掘的邹县野店大汶口遗址墓葬，也是墓主右手戴玉环的情况居多。焦家遗址大墓的主人右手戴玉环（镯），身体中部放玉钺或玉刀，似已制度化，当年举行葬礼大体上遵从这样一种玉器配置模式。这难道真的是山东大汶口先民首创的葬玉制度吗？显然不是。我国各地史前随葬玉镯、玉环和玉/石钺的情况，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较多发现。杨晶研究员做过一个红山文化墓葬男性和女性戴玉环（镯）的统计表，5座男性墓、9座女性墓无一例外全部右手戴玉环。[3]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时就结束了，所以右手戴玉环的葬俗向南传播，是焦家遗址玉殓葬制度的源头之一。

焦家遗址大型墓M57，墓主右手套着13厘米的大玉环。引自：王春法.礼出东方[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10

崧泽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良渚文化的前身。2008年，张家港市东山村发掘出崧泽文化早中期领袖级别墓群，其中以M90为代表，墓主为男性，双手各戴一只玉镯。墓中随葬品多达65件（套），其中玉器19件，创下整个南方地区此时段玉殓葬的记录。崧泽文化M98大墓，则恰好对应“右手操环”“佩玉璜”的记载。玉环（镯）和玉璜为基本冥器组合。在崧泽文化9座大墓中，所有墓主都随葬玉环（镯），6座墓同时随葬玉璜。面对此景，你还怀疑《山海经》的夏代帝王叙事是随心所欲写下的吗？这也启发今人：对古代文献的性质认识，将带来颠覆性变革。

崧泽文化玉礼器体系的特色器型：三类圆形玉器（镯、环、玦），外加两种玉璜（弯条形模拟虹桥的璜和半璧形璜）。本文作者摄于张家港博物馆

“物证优先”说商汤

清华简作为《尚书》遗失篇章的再发现，其意义不仅是拾遗补阙，更有助于颠覆西学东渐以来现代学术建构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范式，确认古史本来的神话虚拟成分，并归纳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叙事共性：天授大命为由政教合一信仰支配的王朝意识形态。本专栏《鹄羹鸮羹何为》一文已对《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意义略做阐释。这里要对照夏代第一王和商代第一王的得天命神话叙事，求证天鹅神话的王权象征意义及其史前起源。

夏启之名实际出自《山海经·中山经》的熊山、熊穴神话。该熊穴的周期特征是“夏启而冬闭”，古人以熊为蛰兽，惊蛰之后熊穴开启，预示着熊结束冬眠期，迎接夏季降临。商汤则因伊尹为商王特制的天鹅羹而得名，汤即羹的同义词。有关天鹅与王权的联想起因于天鹅脑门上的鹅黄凸起，初民称之为“皇冠”，见于北欧神话。天鹅高飞9000米，是飞得最高的生物之一，以天鹅匹配天子，理所当然。

鸟之为神，是各民族神话共识。鸟之为王，通常以高飞者和夜视者为魁。二者又都是超人能量的体现，易引起崇拜，因而催生出统治者定期吃鹄羹、鸮羹的饮食法术礼俗，一直延续到汉代。

夏商周三代建国史，如同一部巫师斗法史：夏禹父鲧，死后化熊，乃分身幻术；夏启巫师乘龙升天，左手操鸟羽华盖，右手操玉环，颈部佩玉璜；商汤巫师未卜先知，占卜师兼占梦师；汤的辅佐伊尹出身厨师——医药师，古代巫医不分；周文王演《周易》，占卜师无疑；周公姬旦操弄圭璧玉礼器，以此和鬼神讨价还价，还留给后世一册《周公解梦》；姜太公钓玉璜，和周文王上演奇遇记，辅佐后者伐纣成功，夺得天下。

最后回到商汤，探寻一下天鹅在史前神话信仰中的物证情况。有21世纪初出土的大玉鸟，一般按照习惯称之为凤，但仔细看其额头部位的凸起造型，那根本不是凤，乃天鹅也！从5000多年前地方统治者随葬玉天鹅，到3600年前商代开国君王吃天鹅汤，二者之间会没有神话信仰的关联吗？

2002年辽宁建平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冢出土“玉凤”，实为玉天鹅。本文作者2014年摄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红山文化精品展

[1]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173;文中凡引此书，仅标明页码。

[2]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9.

[3]杨晶.试论红山文化的玉璧、玉环[C]//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48.